對于事件對錯的評判，有人認為應以發(fā)展中損失與得到作為判斷的標準。但我認為，這于世界的邏輯在設定對錯的時候一定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。

損失的確可以作為錯的評定之一，有理也不一定代表正確。馬克思曾斷言：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”。宋代王安石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展開一系列變法，去除三冗，發(fā)展軍事。他的理論無疑是有科學性的。然而在實施中，各地的相互掣肘與內(nèi)耗使宋朝落得一個民不聊生，加速滅亡的境地。因此，這世界的邏輯并非誰有理誰就對，必須要以得失為檢驗。

可是這一論斷真的適用于一切事情嗎？我認為不盡如此。“理念是行動的先導”，如果理念是錯誤的，那么整個行動都會在錯誤的道路上奔馳，絕無重回正途的可能。羅伯特·騷塞在諷刺拜論的信中曾寫：“…我認為你從根本上來說寫得這些詩毫無道理，因而過譽是茍合，批評是正理。”只以得失來評判對錯，注定會被套上功利主義的枷鎖。

“有理”和“有得”相結合，便能創(chuàng)造出真正的正確。既不能陷入唯大義為是的窠臼中，亦不可將物質得失作為衡量對錯的單一圭臬。而在具體的實施中，往往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，此時對錯之間，應以理為先。

以理為先可以客觀明確地判斷歷史的功過，拿人盡皆知的中國近代戰(zhàn)爭來說，鴉片戰(zhàn)爭，甲午戰(zhàn)爭……資本主義國家牟取多少暴利，華夏又損失幾分土地？然而，歷史學家依舊毫不猶豫地寫下殖民主義國家的罪惡，冠之以“錯”，這是因為“理”站在彼時的中國；不僅如此，以理為先還能弘揚崇高的對錯觀。人類不是弱肉強食的野獸，理永遠是人類區(qū)別于蕓蕓眾生的標志。蘇格拉底在愚昧的時代點亮理性的燈，卻被冠上罪人的名號；貞德為了民族大義從戎，卻以巫女的身份處死……歷史的悲劇已經(jīng)一次次告誡人們重視在得失間失落的理，警示人們以理評判對錯的迫切性；以理為先的對錯觀，是人類最根本的對錯觀，也是最高尚的價值觀。

揆諸當下，網(wǎng)絡中功利主義的荼毒已然侵害了理的土地。“你沒錯的話為什么針對你？”“受害者有罪論”，這些觀點屢次成為熱議。正是在這樣的時代之中，發(fā)揚理的重要性才如此前所未有的急切。

對錯之間，以理為先。我們要厚植科學理想，以嚴謹?shù)膽B(tài)度，努力實現(xiàn)“有理”和“有得”的有機結合，“既便陽光也嘲笑我，我依舊向前。”